文 / 孟桥

编 / 李禄源

「我没有热爱这里，我只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这两天，一首来自河南说唱之神的《工厂》刷屏国内互联网，歌词现实的表达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农民」身份人群所遭遇的困境。但放眼世界范围，还有另一类身份人群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叫「难民」。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报告，2023年全球有超过1.1亿人被迫流离失所、沦为难民，这个数字增长之快引发多方震惊。对于这群人而言，他们甚至没有资格谈论热不热爱「这个地方」，因为那里已经不再接纳他们。

世界上很多组织关注到了这一人群，其中就包括国际奥组委（IOC）。

本月初，巴赫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之家举行的直播仪式上宣布，来自11个国家的36名运动员将组成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难民代表团，会参加包括柔道、游泳、跆拳道、独木舟、射击等在内的12个奥运项目——这是奥林匹克难民代表团自2016年首次成立以来，参赛人数最多、参与项目最广的一次。

图源：IOC官网

更重要的是，在巴黎奥运会上，难民代表团将首次拥有属于自己专属的队徽，而不是像之前那样使用奥运的五环标志。这支由全世界各地难民组成的特殊队伍，一度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构成了现代体育承担起人文关怀责任的重要标志。

奥林匹克难民代表团队徽  图源：IOC官网

其实早在2015年，国际奥组委就开始了对全球难民问题的支持与关注。2016年3月，巴赫宣布成立首支奥林匹克难民代表团登上里约奥运会；次年9月，奥林匹克难民基金会成立，长期支持难民问题。

从2016年难民代表团首次成立至今，已经过去了八年——八年间，难民代表团的规模从最初的10人增加到了36人；八年里，全球录入统计的难民人数，也从1900万增长到了超过1.1亿人。

奥林匹克给出了自己的行动。但战争、冲突、自然灾害……世界范围内的难民问题，显然不是奥林匹克难民代表团能够解决的事情。

更何况，八年至今，象征着希望和崇高体育精神的难民代表团，自己也开始显露问题。

找一群纯粹的人，给他们一张「上岸」的船票

在世界的眼中，难民有着两种形象：在多数人眼中，他们是受害者、战争的牺牲品；在接纳难民的东道主国眼中，他们则是问题的制造者。世界同情难民、帮助难民，但同时世界也没有停止制造难民。

正因如此，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的首支难民代表团才显得如此有意义——它不仅从体育的角度呼吁世界关注难民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难民在受害者与问题制造者之外，一个全新的身份：运动员。

可以说，国际奥委会当时将最纯粹的愿望寄托在了那10个人组成的难民代表团上——他们不为国旗而战，不代表任何民族，只承载体育精神。

要知道，这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现代奥林匹克的价值观正是围绕着民族爱国主义构建起来的，而无旗无徽无籍的难民运动员们，只代表难民的身份和阶级。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打破了奥运会传统的价值框架。

也正因如此，国际奥委会需要一支白璧无瑕、由纯粹的运动家组成的难民代表团。而最初的难民代表团也的确展现出了令人动容的运动家精神。

尤斯拉·马尔迪尼  图源：UNHCR

尤斯拉·马尔迪尼（Yusra Mardini）是一名叙利亚游泳运动员，她在2015年逃离家乡战乱，从黎巴嫩辗转土耳其，再乘皮划艇前往希腊。包括马尔迪尼在内，那艘原本只能承载六七人皮划艇上一共挤进了20名难民。

驶经爱琴海，发动机突然罢工，但这艘船不敢停下来，包括马尔迪尼在内的4人跳入海水中，推着皮划艇拼命游了三小时，最终成功抵达希腊。马尔迪尼成为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那支难民代表团的一员，后来又担任了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旗手。

即便参加的两届奥运会成绩都算不上好，但马尔迪尼还是迎来了令人欣慰的结局。2017年，她与安德玛达成签约；2022年，她和姐姐的励志故事被改编成电影进行上映；2023年，成为福布斯30名30岁以下精英榜中的一员，还成立了自己的马尔迪尼基金会。

她的故事令人动容，也符合国际奥委会最初的设想。但唯一的问题在于——成功「上岸」蜕变成精英的马尔迪尼，还能代表「难民」吗？

难民代表团，底层诉求上的矛盾结合体

马尔迪尼的名字，已经不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名单当中了。

讲述她的故事，我们并不是想要否定运动员通过体育追逐个人成功和财富的行为，只是想探讨：国际奥委会为难民提供资源和帮助，让他们组成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这样的设计在底层逻辑上是否就存在一些根本的矛盾？

毕竟设身处地想一想，难民在获得资源后第一时间思考的，一定会是如何摆脱「难民」这个身份，而不是长久延续这样的人设去生活在社会底层——在难民代表团的设计上，国际奥委会与难民的诉求出现了错位。

首支奥林匹克难民代表团  图源：IOC官网

国际奥委会想要的是能够代表奥运价值观、人道主义精神的象征与符号。而难民们想要的，只是出路。结果就是，成功「上岸」的难民不愿、或者说无法在国际奥委会的语境下继续扮演难民身份，这显然与难民代表团设立的初衷相悖。

要理解这种矛盾，我们不妨也站在难民的角度，去看看马尔迪尼的成功。

马尔迪尼之所以能够迎来美好的结局，是因为她的故事足够具有传奇性，加上自身姣好的形象，为她带来了聚光灯效应，吸引到了资本市场的注意。但这样的故事，却不具备可复制性。

我们都不用去探讨其他难民想要得到与马尔迪尼同等关注，需要怎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最基本的现实就是，除了「难民」标签能够给他们带来的普世同情之外，限于成绩，他们在比赛中能够获得的镜头少得可怜。

与此同时，难民运动员在待遇上也面临着不平等的对待。

来自南苏丹的长跑运动员多米尼克·洛巴鲁（Dominic Lobalu）曾向《时代周刊》透露，难民运动员被管理层告知不允许谈论金钱，作为难民他们应该接受所能够拥有的一切，无论是否有奖金——因为他们「只是难民」。

因为不平等的待遇，洛巴鲁选择逃离训练营。担心他的行为会鼓励其他难民追随，洛巴鲁被剥夺了以中立身份参加重大比赛的资格，也包括今年的巴黎奥运会。

战争让洛巴鲁失去了国籍和家乡，现在，他仅存的运动员身份也危在旦夕。这是诉求矛盾之下，所造成的新的悲剧。

多米尼克·洛巴鲁  图源：RunUp

而当体育和奥运被更多地只是视为逃离苦海的工具，手段便也不再重要。一些难民运动员开始走上歪路。

与马尔迪尼同为两届奥运会难民代表团成员的1500米田径运动员安杰琳娜·洛哈利斯（Anjelina Lohalith），在赛场上与前者有着相近的成绩——里约奥运会上，马尔迪尼在在100米蝶泳比赛45名运动员中排名第41，洛哈利斯则在首轮1500米比赛41名选手中排名倒数第二。

但在后续发展境遇上，二者却有着天壤之别——马尔迪尼现居德国，完成了阶级跃迁；洛哈利斯却只能生活在肯尼亚，继续着难民的身份。

为了「上岸」，洛哈利斯触碰了红线。

2024年5月1日，就在国际奥委会确定巴黎奥运会难民代表队名单的两天前，洛哈利斯因服用兴奋剂被禁赛。过往因同样原因被禁赛的，还有多米尼克·阿蒂奥尔和福阿德·伊巴夫迪尔，他们统统失去了参赛资格，后者如今在国际奥委会官网上甚至已经查无此人。

再看马尔迪尼的社媒，已经完全脱离了「难民」的出身设定

从体育精神和公平竞技的角度出发，运动员服用禁药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行为。但如果仅从难民自救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人的故事，却也无法不感叹其中的悲剧性。

当被寄予希望的人们亲手粉碎希望，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体育无法化解的悲剧

重新审视几位运动员的遭遇，这种悲剧的诞生绝非出自国际奥委会的不作为。因为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确确实实在难民运动员身上进行了不小的投入：

2015年，设立200万欧元援助基金，向难民和17国奥委会代表提供帮助；

2016年，与联合国合作，成立首支难民奥运代表团，负责所有运动员的一切开销；

2017年，成立奥林匹克难民基金会，开始在难民营和难民集中地区建立安全、基本的体育设施；

近年来持续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CHR）合作，设立难民运动员奖学金项目，以资助难民运动员……

但这些举措并未能满足国际奥委会最初的愿景。由于训练环境和条件的差异，难民运动员很难在赛场上成为焦点，那些成功「上岸」的运动员无法继续代表难民，而现有的难民运动员也不再白璧无瑕——前文提到过的三名被禁赛运动员中，就有难民运动员奖学金得主。

奥林匹克难民基金会

难民代表团无法化解难民的悲剧，也越来越难承载奥运会想要的那些价值和意义。国际奥委会最初为难民奥运代表团设置的系统，正在面临故障。归根结底，还是双方考虑的事情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

从难民的角度来出发，他们想要的很简单也很直接：逃离炼狱。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对生存的需求完全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导向，为了达成这一点，他们可以扮演任何他人需要的角色，且绝不仅限于运动员这一身份——甚至站在更高的视角上，体育运动对难民而言是奢侈、甚至自私的行为，因为这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并占用生产时间。

国际奥委会通过难民代表团，想要的是体育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但赛场上的自我实现与最底层的温饱生存需求无疑相距甚远。

国际奥委会的初衷是美好的，但他们对待难民问题的态度却是居高临下的。从一个例子，就能看得出来——

难民运动员奖学金有着很明确的获取资格规定：运动员需要是各自项目的精英选手，同时必须是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CHR）认可的东道国难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根据运动成绩以及运动项目、性别和地区的均衡代表性，决定最终的奥运代表队名单。

「精英选手，认证难民，成绩，权衡筛选」

「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

放在难民身上，多少显得有些黑色幽默。

想要获得这笔资助，意味着一名难民需要在战争的炮火和苦难的生活之间寻找空档，专注一项运动成为精英选手，并成功逃亡到一个愿意接纳他的东道主国家。限制条件越多，就意味着最终能够实现的人数越少，截至今年4月，奖学金计划的受益者仅为74人。

图源：IOC官网

我们无法否认，任何事物一旦需要依托体育的平台去加以实现，就必须遵循一定的体育规则。我们也无法质疑，国际奥委会推动世界关注难民问题、支持难民寻求更好生活环境的诚意。

毕竟，仅在去年12月的全球难民论坛上，国际奥委会就承诺为难民提供4500万美元的「联合体育承诺」资金，而他们类似的举措还有许多。

但组织国际难民参加奥运会，看起来多少都像是组织战争国家难民营中的孩子打篮球，确实在表面上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只是这些行为本身无法为难民们解决他们最需要、也是最基础的生存需求。

体育能够为人道主义关怀做出贡献，只是它更大的价值，似乎应该是对那些有能力施以援手的人，产生呼吁作用。

图源：IOC官网

1985年7月，一场名为「拯救生命（LIVE AID）」，旨在为埃塞俄比亚饥荒筹集资金的大型摇滚演唱会在伦敦和费城举行，持续16个小时的演唱会共计吸引了全球近15亿观众观看，并募集了8000万美元的款项——那场义演后来也被无数音乐爱好者称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演出」。

放到体育世界，以全球最大的体育赛事作为平台，将来自个人的同情心汇集、转化为共同责任感，并以此激发各国公权力对难民问题重视，最终采取更多行动，缓解国际难民问题，这也应该是奥运会之于人道主义援助的最大价值体现。

只是，国际难民问题的缓解放之于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一段漫长且艰难的历程。我们无法苛责已经在行动的国际奥委会，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力量的汇集。